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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风亚太合作，拓宽共赢之路。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证券时报即日起推出“APEC中国年：开放创新合作”系列报道，立足财经产业视角，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深入挖掘区域经贸往来的鲜活案例与结构性变化，通过一线视角展现亚太经贸新格局，探寻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蕴含的时代机遇。敬请关注。

　　中国上市公司在这里建成了全球首个红土镍矿到新能源材料全产业链园区，为当地创造5000余个就业岗位，2025年进出口额15亿美元以上、缴纳税金1.5亿美元以上。

　　毕马威近期发布的《中企出海行稳致远：解码新时代企业全球化的关键抉择》一书指出，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从贸易出海、全球化布局进入3.0阶段，更加重视区域深耕、本土化建设和全球运营体系建设。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同比增长23.9%。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达6.84万亿元，同比增长22.7%，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亚太各经济体代表即将聚首中国，以为代表的出海企业正在用实际行动回答——开放，给各方带来了什么？

　　大华银行东盟及大中华区主管陈俊兴观察到，过去3年中国与APEC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联系正在从传统的最终产品进出口，向中间品贸易、产业链协作和区域供应链分工延伸。

　　“越来越多企业从一开始就将贸易、投资、生产和本地运营统筹规划，在主要市场建立生产基地、供应链网络和本地团队。”陈俊兴说。

　　摩根大通（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顾玮介绍：“这一轮中国企业出海最核心的转变，是从‘产品输出’迈向‘全产业链出海’。如今企业不能只做一次性的商品售卖，还需要配套后续运维、设备升级等一系列服务，这就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进本地化落地。”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球一级储能厂商，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早在2023年，公司就在越南设立生产基地，目前已在全球建立了十大海外办事处，全方位推进海外市场本地化运营。2025年，公司海外大储订单实现显著增长，今年海外市场业绩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对企业来说，这种变化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海外建厂降低贸易壁垒带来的成本，贴近市场提升响应速度，区域内供应链协同让生产交付更为灵活。

　　花旗（中国）有限公司副行长杨长浩称，过去3年，中国大陆与APEC各经济体的贸易结构呈现出区域内产业链贸易持续深化、行业集中度分化的特征，同时贸易链条也在从单纯的商品进出口，逐步向生产、采购和区域销售等更完整的供应链环节延伸。

　　企业本地化，带来管理、投资与人才积淀，更蕴藏无限发展可能。格林美自2019年便锚定长远布局，启动中印尼高端人才长期培育计划，以十到十五年的系统深耕，助力印尼本土人才崛起。

　　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培育341名高层次人才，企业更立下明确目标，力争2035年前完成1200名硕士、100名博士的培养体量，为印尼产业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融合是双向的。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吸引外资呈现良好态势，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增长点。

　　渣打中国交易银行部总经理张荧也注意到，海外客户对中国市场的兴趣持续升温，不仅采购中国产品，也从中国引入零部件、技术和知识产权。

　　开放，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应对挑战中成长进步。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简单的商品出口，而是全面转向在东南亚以及亚太各地建立供应链、制造基地和本地化运营体系的“产业扎根”。在这一进程中，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为这些企业服务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在不断破解新课题。

　　招商银行跨境金融部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中资企业正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投融资出海”转变。出海模式的梯次升级催生了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多币种贸易往来需要高效的跨境结算服务；海外销售公司的设立带来开户结算及信用证结算需求；海外子公司资金归集与统筹调度需要跨境资金池及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方案；海外建厂的大额资本支出需要境外项目融资支持。

　　对此，加快国际化布局，打造“全球E招行”中资企业全球化经营综合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涵盖跨境结算、全球资金管理、汇率避险、境外项目融资、跨境贸易融资在内的一揽子服务方案。

　　银行服务企业的时点因此也在前置。陈俊兴观察到，企业寻求支持的时间点从市场评估、合作伙伴识别阶段就已开始。他透露，仅今年上半年，该行外国直接投资咨询部就已支持超过300个东盟境内的跨境业务拓展项目。

　　这种前置趋势，对银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环球支付方案部董事总经理郑义漒指出，APEC经济体中既有高度成熟的发达市场，也有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这片区域横跨多种货币体系、监管框架与发展阶段，需要企业和支持它们的金融机构具备对各个市场的深入洞察，理解不同经济体在基础设施、合规要求及商业习惯上的差别。

　　“贸易链条在区域内延伸，也使企业的金融需求从单笔跨境收付款，扩展到当地采购融资、供应商付款、出口回款及营运资金管理等多个环节。这意味着贸易增长带来的已不仅是结算量的增加，也是企业对供应链融资、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的一体化需求在上升。”杨长浩认为。

　　杨长浩表示，展望未来，APEC贸易格局正在从传统的简单货物贸易，转向高精尖产业链深化与制造业增量扩容的双轮驱动结构，跨境金融服务业也将随之延伸至企业全链条的资金管理领域。

　　贸易格局的重构，也传导至结算环节，人民币正在一步步搭建区域结算网络，为开放融合提供更多底气。

　　近年来，人民币结算在我国货物贸易中的占比持续稳步提升，2025年更是创下了29%的历史新高。其中，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的各经济体对人民币的接受度最高，中国与东盟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增长尤为突出。

　　以为例，该行跨境金融部相关负责人透露，2025年跨境人民币收支量占该行本外币涉外收支总量比重超50%，人民币已成为该行跨境收付结算第一大币种。

　　“人民币在中国与其他APEC经济体经贸往来中的使用正稳步增长。更多企业将人民币纳入其跨境支付和财资安排，人民币的使用已从支付扩展至贸易融资、流动性管理和外汇对冲。”郑义漒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企业选择人民币，源于真实经营层面的诉求。顾玮举例称，在双向跨境的场景下，企业结售汇自然会有净额轧差，管理好外汇风险敞口将可能实现企业的效益提升。

　　与此同时，新的开放举措，特别是跨境资金池政策的不断优化，对跨境人民币使用量的提升也有不俗的贡献。

　　比如，近期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新政推出，便回应了跨国企业对有效统筹境内外本外币资金的迫切需求，帮助企业搭建起更有效的资金通道开展外汇敞口管理。

　　“对大多数企业而言，问题并不在于要在人民币、美元或本地货币之间作出单一选择，而是如何根据业务经营、融资和风险管理需求，形成更加合适的货币组合。”陈俊兴说。

　　制度型开放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支撑。一系列支持跨境投融资便利化、金融产品创新及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的举措相继推出，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了更有利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金融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目前，中国已搭建起更为完善的人民币跨境使用生态体系，涵盖人民币系统（CIPS）、货币互换安排、离岸清算行以及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期货等。

　　“包括跨境清算结算系统在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支撑。”顾玮说。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郑思祯认为，在中国制造业升级与东盟工业化进程交汇的窗口期，人民币有望从结算货币进一步向融资货币和投资货币演进，东盟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下一阶段的关键增量市场。

　　随着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中国与亚太各市场的联通将进一步加强，中国业务在跨国企业的亚太乃至全球业务版图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兴业银行国际业务部相关负责人认为，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亚太地区企业和金融机构将获得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机遇。因此，未来的跨境金融服务不仅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要更好服务境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引进来”，推动区域内资金、产业和金融资源双向流动。

　　杨长浩表示，“全球化并非退潮，而是在重塑，亚太区域内部经贸联动持续加强，APEC经济体之间的双向往来机会不断增多。”在他看来，中国市场的开放红利为亚太经济体提供增量，而亚太区域人民币使用场景的拓展，也为中国企业跨境经营提供更便利的环境，形成双向赋能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APEC成员中有7个东盟国家，这是APEC框架下中国经贸联系最紧密的区域。陈俊兴指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将进一步拓宽，并朝着更加制度化、化的方向发展。“东盟将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连接的区域增长平台，而不再只是多个独立市场的集合。未来的机会将更多来自资本、商业、技术和人才在不同市场之间的连接与流动。”他认为，随着东盟内部连接不断深化，其连接中国与亚太其他市场的平台作用也将进一步增强。中国的产业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东盟与亚太地区多元化的市场需求、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形成更深入的对接。

　　从国际贸易角度看，开放的中国与亚太市场意味着企业既要能够在区域内调整采购和销售网络，也要确保新建立的交易关系能够获得支付、融资和风险管理支持。“未来，区域网络的连接能力、贸易单据的数字化流转，以及供应链上下游获得营运资金的能力，将共同影响亚太产业链的运行效率。”杨长浩说。

　　张荧则观察到，近年来，APEC持续推动数字金融与数字贸易合作，安全、可互操作的数字基础设施正逐步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方向。她认为，未来三年，叠加AI技术的落地应用，跨境金融不再只是将线下流程数字化，而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底座，实现支付、贸易、融资和风险管理的深度连接。

　　从已经发生的变化，到正在形成的趋势，亚太经贸合作的底层逻辑正在切换。开放的中国市场与开放的亚太，正在互为机遇，有望互相成就。

　　随着公募行业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精耕时代，基金公司设立分公司正走出公募四大城，线下分支机构布局迎来新一轮优化。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公募设立国内分公司呈现出有进有退、资源逐渐优化的特征，一方面，是头部公募纷纷走出北上广深公募四大城，密集布局西南、华中、东北等区域中心城市，持续加密属地服务网络；另一方面，则是部分公募主动撤销投入产出性价比偏弱的分公司，实现成本优化与资源集中，线下布局告别华而不实的粗放扩张，进入实用化布局新阶段。

　　南方基金日前公告，经监管核准，公司设立西安分公司并取得营业执照。短短一个月内，南方基金已在武汉、沈阳、西安三地连续落子。南方基金相关人士对记者确认，目前南方基金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成都、合肥、武汉、西安、沈阳九地设有分公司，其中武汉、西安、沈阳三家均为今年新设，进一步强化中西部地区的客户服务网络。

　　头部公募的线下版图扩张呈现出分公司网格式布局的思路，设立分公司更注重对新锐活力城市居民财富增长的挖掘。嘉实基金知情人士透露，这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已在北京、深圳、成都、杭州、青岛、南京、福州、广州、武汉等地设立分公司，区域服务网络覆盖国内多个重点城市。一些中小公募也在积极进取，但基于品牌和效益重点围绕东部经济发达城市。今年以来，东吴基金、兴银基金、太平基金、汇安基金等多家公募，也相继在上海、深圳、杭州等地落地新设分公司，经营范围集中在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服务等核心业务，聚焦属地市场开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公募设立分公司的策略意图不同，但整体布局逻辑是逐步跳出北上广深传统金融核心区，开始向中西部的中心城市、东部新一线城市倾斜，挖掘增量财富市场。

　　“中部地区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和客群基础扎实，财富管理需求广泛，也为公募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优质土壤。”南方基金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据介绍，南方基金武汉分公司将以武汉为华中枢纽中心，辐射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省份，提升中部区域客户服务响应能力。

　　在头部公募积极布局增量区域、加密线下网点的同时，基金分公司瘦身稳抓实用性，也是公募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

　　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公募行业区域布局已经走出品牌面子工程，更考虑分公司设置的实际贡献，不少中小基金公司因此持续优化分支机构矩阵，开源节流成为一些公司当下的选择。今年1月，华泰柏瑞基金公告注销深圳分公司；4月，鹏扬基金注销上海分公司；6月，惠升基金注销海南分公司；9月，富安达基金完成北京分公司工商注销手续。

　　一些分公司数量并不多的中型公募在积极瘦身，融通基金也已于2025年12月注销旗下成都分公司。业内人士认为，公募注销旗下一些分公司的现象，主要是基于成本考虑，取决于公募对分公司投入产出比的效益评估。线下分支机构存在房租、人力、运营等刚性成本，在行业竞争加剧、品牌格局固化、盈利压力攀升的背景下，中小公募开始摒弃以往跑马圈地式的粗放扩张模式。对于产出偏弱或仅为面子工程的分支机构，逐步选择主动出清，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其他业务层面。

　　深圳一位基金公司人士表示，当前公募行业竞争已从单一的产品比拼，转向综合服务能力的竞争。单纯的线上互联网渠道不足以解决所有实际问题，尤其是头部基金公司在不少地区存在渠道维护、大客户对接、投资者陪伴等各种需求，但对一些中小公募而言，线下分公司布局是品牌口碑爆发后再谋求长期投入的问题，而做好产品业绩、打响公司品牌、开源节流才是当下最关键的打法。

　　不过，收缩只是阶段性策略，对于谋求长期发展、完善全国服务体系的公募而言，进取依然是最终的意图，设立分公司仍是深耕区域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只要有相应的财力、好的机会和业务考虑，基金公司当然希望设置更多的网点中心。”华南地区一家基金公司人士向记者表示。公募在设立区域分公司层面始终保持弹性策略，例如北京某中型公募曾发布公告注销成都的西南分公司，一个月后，该公募又发布公告在南京设立华东分公司，这也显示出中小公募对不同地区的运营策略。

　　与此类似的是，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此前深圳一家中型公募曾在西安设立分公司，但设立仅两周便完成注销。华南某公募市场部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解释，公司布局分公司重点考量三大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中心城市辐射圈层、属地资管业务发展空间。通过精准布局，能够有效提升产品区域覆盖度、细化区域营销服务、深化银行渠道合作，夯实区域品牌影响力。

　　“设立区域分公司的主要意图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对投资者的服务广度，提高在一线的客户服务能力。”嘉实基金相关人士表示，线下网点的核心价值，在于落地精细化属地服务。

　　（301468）公告称，公司正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预计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收购标的为苏州罗克莱海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罗克莱”），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注册资金1.09亿元。主营产品包括：双金属冶金复合管道及管道、海底法兰及连接件、卡箍法兰、弯管、管件和各种耐蚀涂层紧固件。

　　官网显示，罗克莱现有江苏苏州、江西吉安、安徽宣城、江苏江阴4个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拥有500多名员工，其中有80多名技术研发、生产、质量管理人才。公司产品应用于石油天然气长输、化工、炼油、海上平台等行业。

　　目前，罗克莱是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长期合作的合格供应商，并与国际知名公司如Shell、BP等形成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在北京、卡塔尔、阿布扎比等多地设有办事处或分公司。

　　根据交易方式，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公司5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最终交易方式、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准。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博盈特焊与标的公司已签署《广东博盈特焊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罗克莱海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意向协议》，达成股权收购的意向。但上述《股权收购意向协议》仅为协议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

　　经申请，博盈特焊公司股票自2026年10月19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6年10月30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

　　博盈特焊主营业务为防腐防磨堆焊装备、非堆焊的锅炉部件、压力容器及高端钢结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于2023年7月上市。财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为1.79亿元，同比下滑32.18%；归母净利润126.97万元，同比下降95.93%。

　　斯帕伊奇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表示今年6月赴华参会得到中方热情接待，今天中国外长来访，都体现了中方对黑中关系的重视。黑中两国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传统友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曾抵抗法西斯和外来侵略。黑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影响，赞赏中国在中东战事中以负责任态度抑制全球油价上涨，帮助

　　斯帕伊奇说，近年来，经济社会实现良好发展，中国企业帮助黑山成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的建设。双方正在合作修复塔拉河大桥，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工程，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成为双方传统友谊的最好见证。中国一直是黑山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伙伴，深化对华合作符合黑山民众的期待，得到广泛民意支持。黑方愿继续同中方并肩前行，规划好旅游、基础设施、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快实现各自的发展振兴。黑方欢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达成新的共识，认为欧中作为密切伙伴和全球两大力量、两大市场，加强沟通合作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王毅转达中国领导人对斯帕伊奇的良好祝愿，表示中黑始终是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好朋友。双方在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上相互尊重和支持，成为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黑建交20周年是承前启后的重要年头。中方愿同黑方探讨提升双边关系定位，不断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做彼此长期、可信赖的战略伙伴。

　　王毅说，中黑两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是不畏强暴、坚定捍卫自身尊严的民族，共同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都应警惕军国主义的复活。我们都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理念，反对世界退回到“丛林法则”。我们都倡导经济全球化，捍卫自由贸易，抵制一切保守和封闭做法。我们都主张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争端。塔拉河大桥连接两国民心，承载着双方关系的历史和未来。中方帮助黑山修复大桥，具有重要历史和社会意义。中方理解黑方加入欧盟的努力，认为这与黑山加强对华关系并行不悖。期待黑方为中欧关系健康发展提供新动力。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退市将进一步加剧相关公司可转债兑付难度。对于如何化解违约可转债兑付难题，受访人士认为需从多个方面着手，可以考虑建立一套“事前预警、事中协商、事后司法保障”的组合机制，适度提高可转债发行门槛等。

　　触发面值退市，其发行的岭南转债大概率同步摘牌。作为岭南转债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近日提示投资者关注岭南转债本息无法按期兑付的相关风险。

　　上述案例，正是“双退”可转债面临兑付难题的一个缩影。近年来A股股债“双退”案例逐渐增多，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已有包括搜于特、鸿达兴业、蓝盾股份、广汇汽车在内的多家公司出现“双退”情形，这些公司均曾出现可转债违约，可转债发行人未能按照原定条款按时足额兑付。

　　“退市会削弱上市公司的信用。如果企业是因为持续亏损、财务恶化或者重大违法而被强制退市，对企业流动性的冲击会非常大。”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袁华明认为，即便公司经营正常，由于无法利用上市平台开展再融资、补充资本金等操作，银行等机构也可能根据企业信用状况压缩授信额度。有些情况下，退市还会导致可转债从转股退出变为现金兑付。这些都会对企业资产负债表和现金储备产生冲击。退市通常还会损害企业品牌形象，客户、经销商和合作伙伴对企业信心减弱，拖累正常经营活动。

　　优美利投资总经理贺金龙接受采访时，拆解了几个方面的具体影响：首先，是融资功能丧失，外部输血通道收窄。退市后公司丧失了资本市场股债再融资资格，授信评级也会大幅下调。其次，品牌形象与商业信用受损，经营进一步恶化。这种负反馈循环，是退市公司可转债兑付困境的核心逻辑。退市后，正股流动性骤降、股价持续低迷，转股价值大幅缩水。退市前的下修虽能阶段性产生负溢价率并加速部分持有人转股，但这种效果难以持续。最后，回售条款集中触发，形成流动性冲击，容易成为压垮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强制退市案例的增多将对可转债一级市场产生深远影响，中小企业以及股价表现较弱的上市公司，通过发行可转债融资的难度将进一步增大。”贺金龙表示。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副所长余洋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场景下可转债兑付压力呈现明显分化，可归纳为四类情形：

　　情形一：先退市后转债违约，退市触发债务集中暴露，容易丧失履约基础。退市前风险已经存在，退市直接切断转股退出、公开融资渠道，使隐性偿债缺口转化为现实违约。

　　情形二：退市但转债尚未违约，债权仍存续，兑付高度不确定，风险悬置。公司没有进入破产程序，暂时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经营，但失去上市平台，经营性造血能力下滑，资产流动性差，一旦后续现金流断裂，随时可能转为违约，转债兑付依赖资产处置、股东支持，不确定性远高于正常上市转债。

　　情形四：未退市但转债违约。这类公司仍未退市，但现金流枯竭、资不抵债问题已经爆发，可转债到期无法兑付，构成违约。

　　除“双退”主体外，部分尚未退市的上市公司同样出现可转债违约；还有一些企业虽暂未违约，但现金流紧张，转债兑付承压，违约风险高悬。

　　可转债兼具股性与债性，长期被市场视作低风险品种。从数据看，A股可转债违约整体占比较低。Wind数据显示，累计违约转债数量占全部可转债（含到期、存续品种）比例不足2%。当前转债风险仍以个体事件型风险为主，尚未演化成行业性、系统性信用风险。

　　但相关风险仍不容忽视。复盘已发生案例，违约发行人特征集中：多为弱资质民营中小企业，普遍伴随经营困顿、持续亏损、公司治理缺陷（财务造假、资金占用、信息披露违规）、控股股东信用崩塌等问题；少数资金匮乏的国资困难企业，同样出现转债违约。可转债违约风险从零星个案走向持续暴露，意味着信用风险正从传统信用债，向市场以往认知中的低风险可转债扩散。

　　可转债违约后，对应的债务并不会自动消失。但从已违约案例处置结果看，后续兑付落地难度很大。部分违约企业推出小额兑付方案，却无法覆盖全体投资者本息；重整方案中的清偿安排，也难以补足转债投资者全部投资成本。总体而言，违约转债投资者很难全额收回本金与利息，普遍承受不同程度亏损，打破了市场长期存在的可转债“低风险”固有认知。

　　可转债市场违约频现，如何推动可转债有序兑付，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同时兼顾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受访专家纷纷支招。

　　一是事前防控聚焦于存在退市预警、尚未违约的发行人。要压实信息披露要求，触及退市指标时强制披露转债偿债压力测试与缺口测算，充分揭示转股期权失效风险；优化发行条款，鼓励高风险主体配套偿债专户、股东流动性支持等保障安排；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严控退市风险转债投机炒作，防范散户博弈小额兑付预期。

　　二是事中处置针对退市尚未违约转债。依托部分公司的退市整理期窗口，要求发行人联合受托管理人制定转债专项处置预案并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破解中小投资者集体行动难题，压实受托管理人尽调、维权职责。

　　三是事后处置针对已违约退市转债与重整兑付案例，规范破产重整差异化兑付边界，小额优先兑付仅可作为个案协商方案，须满足资金来源合规、经债权人表决、经司法审查公平性的要求，不宜固化为市场惯例；统一破产程序下可转债债权认定口径，保障普通债权公平受偿。

　　四是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持续开展投资者教育，破除转债隐性刚兑预期；完善证券纠纷调解机制，降低中小投资者维权成本，平衡好中小投资者保护与买者自负原则，守住资本市场风险定价根基。

　　“需要坚持市场化和制度建设为重的原则。”袁华明认为，市场化就是要避免形成刚性兑付预期。可转债本来就具有风险，包括退市在内的可转债兑付问题应该根据合同由企业和投资人协商解决。监管部门可以把重点放在防范退市造成资金链断裂，以及降低退市对经营造成的冲击上。长期来看，需要持续加强可转债制度建设，让退市企业的可转债处理得到恰当监管；可以强化退市企业的可转债信息披露要求；为退市后企业的可转债监管提供特殊监管窗口。

　　在发行端，贺金龙建议有关部门可考虑适度提高可转债发行门槛，强化担保与条款约束要求，可考虑对净资产规模较低、盈利能力较弱的发行人强制要求提供足额担保等措施。

　　在一轮轮市场震荡中，作为A股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是否真正发挥了市场稳定器作用？在A股非理性下跌时，公募资金是否守住了价值锚？在非理性上涨时，又是否能避免与亢奋的非理性资金为伍，并将资金从高估值板块转向低估值板块？

　　衡量一家机构是否具备真正的专业投资能力，分水岭不在于资金规模有多大、研究团队有多强，而在于面对市场情绪的狂热与恐慌时，能否保持独立判断与投资定力。

　　公募基金之所以被寄予资本市场“稳定器”的厚望，不仅因为其管理着规模庞大的资金，更因为其具备专业研究、价值发现和长期投资的能力。广大基民将资金交由专业机构管理，期盼的是基金经理能够依托专业的深入研究和风险管理能力，摆脱短期市场噪声，依据企业内在价值作出独立判断，而不是像个人投资者一样追涨杀跌。

　　然而，部分公募基金在投资中，却依然难以摆脱追逐热点、跟随行情的顺周期惯性。市场火热时争相布局热门赛道，行情降温时又面临资金集中撤离的压力。当专业机构也开始随波逐流追涨杀跌，便容易形成“机构散户化”的趋势。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机构行为趋于一致，其对市场波动的影响可能远超单个投资者。牛市中，基金公司扎堆发行热门赛道产品，基金经理争相追逐阶段性表现强势的资产，销售渠道集中推介短期业绩排名领先的基金；一旦行情逆转，投资者集中赎回又可能引发基金被动减仓，进一步加大市场抛压。从产品发行到投资交易，再到资金流动，这些顺周期行为相互叠加，可能形成市场层面的负反馈。本应发挥专业定价作用的机构资金，反而可能放大市场波动。

　　究其原因，机构行为的“散户化”，表面上看是投资定力不足，深层次则与行业长期存在的规模导向和短期考核压力密切相关。当基金公司的经营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管理规模，基金经理又面临短期业绩排名压力时，即使判断部分热门资产估值已偏高，也可能因为担心落后于同行而选择跟随。对单个机构而言，这或许是竞争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但当越来越多的机构作出相似决策，最终便可能导致交易拥挤、风险累积。

　　因此，公募基金投资行为告别“散户化”，既需要投资定力，更需要制度定力。一方面，投研体系应当真正发挥独立定价和价值发现的作用，让基金经理有能力、有条件基于长期产业趋势和企业基本面作出判断，减少对短期热点的盲目追随和市场情绪的干扰。另一方面，基金公司需要弱化短期规模和业绩排名导向，完善长周期绩效考核，将投资业绩、风险管理与投资者实际获得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专业投资提供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

　　当然，强调机构投资者行为去散户化，并不意味着基金经理必须逆势操作。市场调整时适当控制风险，基本面发生变化时及时调整仓位，都是正常的专业投资行为。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脱离基本面判断、过度追逐短期热点的投资冲动，以及缺乏独立判断的同质化交易。资本市场需要的不是机械逆势操作的资金，而是不被短期情绪左右的理性投资力量。

　　市场从不缺少追逐行情的资金，真正稀缺的是波动面前的理性判断。公募基金不能只有机构的规模，却缺少机构的定力；不能一边倡导长期投资，一边被短期规模和业绩排名牵着走。让专业机构真正回归专业，让长期资金真正着眼长期，公募基金才能减少自身顺周期行为对市场波动的放大效应，更好地发挥A股市场“稳定器”的作用。

　　10月16日至17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6上海苏河湾大会”在上海静安举行，主题为“世界变局下的金融韧性：开放、创新与发展”。作为上海市静安区与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携手打造的资管对话平台，本次大会汇集百余名国内外嘉宾，共同围绕金融高水平开放、AI重构资管、财富管理转型等议题深入交流，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建言献策。

　　围绕国际合作与金融业高水平开放议题，多位参会嘉宾认为：随着金融开放持续深化，扩大市场准入的上半场已经取得实质进展，下半场的核心命题是提升制度型开放的质量。

　　来自监管层的表态则为制度型开放提供了政策锚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表示，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也将为全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提供可靠的新选项。

　　为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资产配置，畅通人民币国际使用循环，陶玲表示，中国人民已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下一步将支持更多类型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通过适当方式投资中国境内股票、股权、债券、衍生品及大宗商品期货等。

　　“外资机构持续加大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入，内资、外资、民营、国有等金融机构多元共生，共同构成了中国金融业的重要力量。”金融监管总局资管司司长赖秀福表示，将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同时鼓励中资金融机构提升全球资产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聚焦港股市场，港交所环球上市服务部主管徐经纬说，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的目光正回归港股市场，近年来有80%的港股IPO引入了国际基石投资者。今年以来，许多中国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其中约有60%的公司拥有国际收入，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是港交所在资本市场上日益重要的角色。

　　立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浦发银行董事长张为忠表示，为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资产供给，建设上海资管中心的关键是打造良好生态。希望通过全球联通，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错位发展，真正将上海资管中心打造成为有特色、更有效、更便利的全球配置高地。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是本届大会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表示，正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中国的领域正展现出空前的活力，AI应用也已对公司的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

　　“此次中国之旅，我在广州、北京、上海探访了一些门店，和一些应用开发者、程序员交流，观察他们如何拥抱这个新的世界。”据库克观察，AI在中国已经跳出计算机科学的专业圈层，成为全民参与的热潮，技术、编程讨论的氛围随处可见。

　　从宏观视角出发，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说，当前全球经济的弹性和韧性超出预期，未来经济的低速增长已成为共识，但学界对于AI将如何作用于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存在显著分歧。

　　刘元春表示，据测算，当前中国对全球AI的贡献约占19%，全球生产再布局所需的大量投资品来自中国，有力带动国内机电产品以及能源基础设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及贸易路线的重构，也推动了跨境结算、货币体系发生演变，应重新思考对人民币的管理思路。

　　作为本次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金融智算云建设倡议”在大会期间正式发布，旨在突破金融机构自建算力的成本与效率瓶颈，构建集约共享、弹性高效的数字金融新质基础设施，以算力互联和智能协同赋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时代的金融开放与创新提供支撑。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金融体系韧性彰显，财富管理行业也伴随着新变量。交通银行副行长周万阜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由要素驱动增长向科技创新驱动增长的转型升级过程，金融体系同步经历由间接融资为主向更多依靠直接融资的结构性变革。商业的经营逻辑正在发生转变，应体系化重塑财富管理能力。

　　结合银行理财行业的实践，信银理财总裁贺晋表示，银行理财资产配置结构正在同步发生重构，同时全球正处于多重周期叠加的转折点，驱动资产定价体系深刻重估。在票息减弱的背景下，理财机构正加大对“固收+”产品的布局。

　　作为大会的举办地，上海市静安区委副书记、区长翟磊为这场讨论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据翟磊介绍，静安区全球资管机构受托管理资产规模已达7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规模位居全市前三，是上海首批“股权投资集聚区”和首个“并购集聚区”。面向“十五五”，静安区正聚焦资管财管、股权并购、数字金融等核心业态，持续做强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共同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当地时间10月18日晚，肯尼亚卫生部卫生服务总局局长帕特里克·阿莫斯表示，肯尼亚当天对38人进行了埃博拉病毒检测，其中1人检测结果呈阳性。

　　阿莫斯说，这名确诊患者为一名49岁男性，非医务人员，出现发热、头痛和肌肉疼痛等症状。目前，肯尼亚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升至8例，其中1人死亡。

　　赋能传统医学领域，2000年以来全球公开相关专利达3030项，中国以80.4%的公开量和84.2%的授权量稳居首位；相关论文产出方面，1990年至今全球发表的SCI文献中，中国贡献了约47%。

　　智能四诊仪推动诊断信息客观化与标准化，AI通过数字孪生机器人等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AI辅助活体成像为经络提供现代科学观测证据……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逐步应用于传统医学的多个环节，为破解传统医学传承难、阐释难、标准化难等瓶颈提供了契机，应用前景广阔。

　　“总体看，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医学已经走出概念阶段。”全球传统医学联盟副主席兼秘书长秦怀金介绍，在这一领域，全球治理框架加速成形，主要经济体和区域机制相继推进传统医学合作与人工智能治理；技术演进伴随通用人工智能发展同步展开，应用形态由单一环节走向覆盖诊疗全流程的协同。（据新华社电）

　　10月，外资公募路博迈基金旗下红利量化选股基金正式成立。Wind数据显示，5家新设外资公募中，已有基金、路博迈基金、联博基金3家发行量化相关产品。从以跟踪指数为主的“稳中求进”，到红利、行业轮动等策略的主动出击，外资公募的量化版图正加速扩容，多资产配置等更多元策略的探索也已启动。

　　Wind数据显示，5家新设外资公募中，基金、路博迈基金、联博基金3家机构已发行量化投资相关产品，合计8只。其中，指数增强基金6只，主动量化选股基金2只。近期刚成立的路博迈红利量化选股基金首发规模约2.72亿元，是路博迈基金继指数增强产品之后，该公司在主动量化选股领域的又一次布局。

　　从投资策略来看，指数增强产品是当前外资公募布局量化投资的重要方向。这类产品以标的指数为基准，在控制跟踪误差的同时，通过量化模型、基本面分析等方式优化投资组合，力争获取超额收益。相较之下，主动量化选股基金的投资范围和组合构建通常更为灵活。

　　具体来看，路博迈基金旗下共有3只相关产品，包括中证A500指数增强基金、上证科创板综合价格指数增强基金以及新成立的红利量化选股基金。其中，中证A500指数增强基金采用量化多因子模型，并结合基本面分析进行个股选择和权重优化。

　　基金则较早布局量化投资产品。2024年11月，贝莱德沪深300指数增强基金成立，此后陆续推出中证A500、中证500等指数增强基金。今年8月，贝莱德行业轮动量化选股股票型基金成立。此外，联博基金于2025年12月成立了指数增强基金。

　　整体来看，新设外资公募量化投资产品的发行主要集中在近两年。现阶段以指数增强产品为主，部分机构开始布局红利、行业轮动等主动量化选股策略，产品布局逐渐丰富。

　　随着量化产品布局逐步丰富，外资公募也在探索不同类型的投资策略。贝莱德基金首席权益、多资产及指数投资官王晓京表示，贝莱德行业轮动量化选股基金采用行业轮动量化模型，通过量化信号对A股31个申万一级行业进行打分，并据此调整行业配置权重。

　　“从量化信号维度看，信号类别划分为成长、价值、价格动量三大类。”王晓京表示，当市场风格切换或者主题轮转时，量化策略的优势能得到有效体现。

　　除股票量化策略外，多资产配置也正成为外资公募机构探索的重要方向。路博迈基金联席投资总监兼公募量化投资部总经理赵大年表示，多资产是团队接下来重点发力的方向之一。从去年开始，量化团队就在“固收+”、二级债基和全球多资产产品方面持续探索。

　　赵大年指出，市场波动较大时，投资者风险偏好随之下降，个人和机构投资者都更希望获得波动可控、收益稳健的产品。在他看来，将股票增强策略、风险平价和战术调整结合起来，比单纯采用股票多头策略更符合当前渠道和客户需求。

　　不过，从已发行的产品来看，外资公募量化投资仍主要集中于股票领域，多资产量化策略尚处于探索阶段。

　　王晓京表示，在资产配置、组合优化调整及风险管理等关键环节，贝莱德均以量化模型作为主要决策依据，由基金经理针对少数非模型化风险辅以专业判断，以提升策略在复杂市场环境下的稳健性。

　　在应对市场风格变化方面，王晓京指出，量化策略能够较好地应对市场变化的绝大多数情形，而对于模型未能覆盖的少数情形，仍需依靠基金经理的专业判断。赵大年则表示，在多资产投资方面，团队将战略配置、战术调整和风险预算管理整合为一个完整体系。

　　他指出，分散资金并不等于分散风险：一个股票与债券各占一半的组合，其实际波动可能仍主要由股票贡献。因此，团队以风险平价模型作为战略配置的重要起点，让不同资产的风险贡献更加均衡，降低组合对单一资产或单一市场环境的依赖。

　　在战术配置方面，路博迈采用“市场状态自适应架构＋主动投研调整”的双驱动模式，通过量化模型识别市场状态，再由基金经理结合量化信号、自身判断与集团观点，在风险预算内作出调整。

　　在风险管理方面，赵大年进一步指出：“先明确能够承担多少风险，再决定如何争取收益。”团队通过风险预算、目标波动率控制以及风险缓释机制等方式，力求将组合波动与回撤控制在预设范围内。